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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并且，法院因其性质而能推动政府和社会各群体间的交流与沟通。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一个被镇政府临时授权的组织拆迁了一个未经正规许可而建立的养猪场（以下简称养猪场拆迁案）。本文的结论是，地方党政允许司法创新，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
而环保部门，这一中国官僚架构中相对弱势的机关，选择紧紧跟随法院的建议以获取法院的支持。依T市中级人民法院前行政庭负责人所言，当地行政部门要求机动车在获取年度检查证书之前必须缴清所有的罚款和费用。实际上，在法院和行政机构之间确实存在着权力性质的区别，党委可以充当一种平衡或修正的力量。[21]T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关于行政诉讼的报告显示，当地公安局没有在任何一起案件中败诉。还有一份涉及房屋拆迁的司法建议则指出行政机关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第47条的规定，该机关在发布土地规划和拆迁许可之前没有通知相关的私人主体参加听证，因此侵犯了他们的法定权利。
这种缓慢的进展也可以在一些地区看到，个别党委书记对法治和依法行政缺乏兴趣，因为他们不希望那些执行其命令的政府官员们受到法院的阻碍。政府的立场是认为该男子根本没有跳楼的必要。一般而言，常态政治居于历史的大部分。
从宪法文本看，国家机构是一个意象丰富的能动体，通过展现国家机构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四个维度，可以衔接宪法的各种关系。至此，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各项配套措施皆已完成。早在20 世纪50 年代，政务院和内务部就先后制定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以及《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实施细则》，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台，初步奠定了中国社会团体管理的双重管理体制。1999 年为配合社会整顿清查工作，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和《关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意见》等法规和行政规定。
行政责任制明确了执法依据和执法权限，架构了责任考评体系，初步解决了行政机关职责不清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在根本上解决行政首长权力过大的问题。不论是从宪法知识，还是从宪法研究队伍来看，中国宪法学都今非昔比了。
香港特区的政治实践，无疑会间接地促进大陆的政治转型。变通执行要得到上级机关的批准。继1989 年《行政诉讼法》后出台的《国家赔偿法》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此基础上，2012 年6 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 年) 》则进一步深化了前期的工作。
从1994 年起，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政府、陕西省富平县政府、甘肃省敦煌市政府相继尝试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2004 年开始酝酿，2006 年通过的《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是全国第一部对行业协会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的地方性法规，突出了三个方面的创新： 一是完善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双重管理体制。改变这种局面的有效方式是赋予人民法院违宪审查权，但是这种主张在中国短期内还很难实现。有鉴于此，1979 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等八个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思想。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新形势， 《社会管理条例》列入修订计划。广东省从2003 年来的此轮改革虽然走在全国的前列，但是不尽如人意处依然存在，85%的社会组织还未承担政府部门转移的职能，91%的社会组织还未得到政府的购买服务。
王向明教授当时的一篇论文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倾向，文章列出了限制的各种理由，即使到现在，当要限制结社自由时，也不外乎举出这些理由。目前人民法院除了享有一定的法律解释权外，并没有实质的权力来制约人大机关。
今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但是盲目冒进切不可行。( 二) 从单向管理到相互依存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的这层变化是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相关的，随着政府职能逐渐从经济管理到公共服务的转移，政府会从某些领域退出来，而一些具备资质的社会组织有能力从事这些工作，于是政府通过授权和委托使社会组织享有一定管理权力。30 年来的实践表明，国家机构之间不仅要分工合作，更要加强制约，而这是通过一点一滴的制度演变而来的。可是30年来的实践表明，首长负责制容易导致权力过分集中，滋生腐败。因为常态政治要处理的事项多有规律可循，通过程序的控制，而不是权力的集中来实现效率是可行的。五、简短的结语回归宪法文本，我们重新审视了中国宪法学的重要范畴———国家机构，通过展现国家机构的四个维度，回顾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其中每一次变迁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增量变化的。
因此，除有关刑事、民事和国家机构方面的法律以外的法律议案，都是由国务院及其部门起草。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正式确立了一种崭新的司法制度。
与此同时，社会建设的理念也在不断发展，2011 年《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方针政策。依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的精神，2011 年广东省加快了社会组织管理的进度，这一年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 粤发［2011］ 17 号)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施意见〉等七个加强社会建设文件的通知》( 粤办发［2011］ 22 号) 等八部文件。
但从总体上看，《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局部改变了中央国家机构与地方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分权的特色愈加明显。社会组织参政议政渠道不顺畅，社会咨询机制不完善。
在《立法法》之后，2006 年通过的《监督法》则进一步细化了权力机关行使职权的能力，通过制度性的监督机制加大了对其他机关的监督。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胜打、破不胜破。首长负责制是否就是有效率的，集体负责制是否就是没有效率的？ 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往往遮蔽了精细化的理论思考。2008 年《关于发展和规范我省社会组织的意见》( 粤办发［2008］ 13 号) 在提到加大政府职能转移力度时，明确强调政府各部门要根据本《意见》，对各自承担的职能进行全面梳理和分解，提出职能转移具体方案，并结合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在部门三定规定(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人员编制规定) 中明确职能转移事项，将政府各部门不再行使和可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能事项分离出去。
2009 年4 月，国务院公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年) 》，2011 年7 月，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 年) 评估报告》发布。随着双重管理体制的改变，社会组织结构的优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具体化，社会组织与国家机构相互依存的关系更加突出了。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能力也在逐步增强，通过制定各个部门法中的支架法律，从而压缩了国务院及其部门的立法空间。而一旦社会组织获得了类似于行政机关的权利，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不能再简单地划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了，二者处于相互依存之中。
30 年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公民社会建设的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发展过程，而这些变化也是在它与国家机构的互动中发生的。简单地理解，民主就是多数决定。
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同，制定于1984年，并经由2001 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让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构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例如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执行等。这一转变实则顺应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历史进程。1979 年6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规定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截至2009 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3. 1 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 87 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 04 万个，基金会1843 个。
从治安到管理，不只是两个字的变化，汪玉凯教授认为，中央综治委更名，意味着其由原来单纯的社会治安管理、打击犯罪功能，到如今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功能转变，其内涵更加丰富，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更加强调社会管理工作，体现了中央对社会管理的高度重视。2001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是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指导方针。
可是受制于这项制度的先天不足，行政诉讼在当下仍然是曲折前行。在我国216 个(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28 个和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88 个) 国家级开发区中，已经建立人大制度的开发区刚刚达到开发区总数的10%。
经过这次整顿，全国社会团体总数由近20 万个减至13. 6 万个，其中注销4. 7 万个，撤销1. 2万个，全国性社会团体由1849 个减为1500 多个。单个要素如果能和其他要素发生良性互动，则社会的变迁就会相对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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